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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神宗上

  宋神宗上 (第2/2页)
  
  于是而神宗若处栫棘之台,衋然不容已于伤心,奋起而思有以张之;固仁宗大弛之反,授之以决裂之资。
  
  然而弗能昌言于众,以启劲敌之心,但曰“养兵备边“,待廷臣之默喻。宰执大臣恶容不与其焦劳,而思所以善处之者乎?
  
  夫神宗之误,在急以贫为虑,而不知患不在贫,故以召安石聚敛之谋,而敝天下。然而无容怪也,凡流俗之说,言强国者,皆不出于聚财之计。
  
  太祖亦尝为此言矣。饱不宿,则军易溃;赏不重,则功不兴;器仗、甲胄、牛马、舟车、糗糒、刍、椎牛酾酒,不庀不腆,则进不速而守不固。
  
  夫孰谓其不然者,要岂有国者之忧哉?汉高起于亭长,无儋石之储,秦据六国之资,敛九州之赋于关中,而不能与争一战之生死,且以为兴亡之大数,置勿论也。
  
  刘裕承桓玄播乱、卢循内讧之余,以三吴一隅之物力,俘姚泓,缚慕容超,拓拔氏束手视其去来,而莫之敢较。唐积长安之金帛米粟,安禄山拥之,而肃宗以朔方斥卤之乡,崛起东向,驱之速遁。
  
  德宗匹马而入梁州硗确之土,困朱泚而诛夷之。则不待积财已丰,然后可强兵而挫寇,亦较然矣。
  
  若夫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,实不在贫也。密勿大臣如其有定识与?正告神宗曰:“以今日之力,用今日之财,西北之事,无不可为也。仁宗之休养四十年,正留有余、听之人心、以待后起之用。而国家所以屈于小丑者,未得人耳。河北之能固圉以待用者,谁恃而可也?
  
  绥、延之能建威以制寇者,谁恃而可也?守先皇之成宪,而益之殷忧,待之十年,而二虏已在吾指掌。“则神宗不言之隐,早授以宅心定志之弘图,而戢其求盈无已之妄;安石揣摩虽工,恶能攻无瑕之玉哉?
  
  夫宋之所以财穷于荐贿,国危于坐困者,无他,无人而已矣。仁宗之世,亦孔棘矣。
  
  河北之守,自毕士安撤备以后,置之若遗。西事一兴,韩、范二公小为补葺,辄贡“心胆寒裂“之谣,张皇自炫。二公虽可分阃,固不能出张子房、李长源之上。藉使子房执桴鼓以敌秦、项,长源佩櫜鞬以决安、史,势固不能。而其为彭、韩、李、郭者何人?
  
  宋固不谋也。怀黄pao加身之疑,以痛抑猛士,仅一王德用、狄青,而猜防百至,夫岂无可恃之才哉?
  
  使韩、岳、刘、吴生北宋之代,亦且束身偏裨,老死行闲,无以自振;黄天荡、朱仙镇、藕塘、和尚原之绩,岂获一展其赳雄邪?
  
  唯不知此,而早以财匮自沮,乃夺穷民之铢累,止以供无益之狼戾,而畜其所余,以待徽宗之奢纵。若其所恃以挑敌者,王韶已耳,徐禧已耳,高遵裕已耳,又其下者,宦者李宪已耳。
  
  以兵为戏,而以财为弹鹊之珠。当国大臣,无能以定命之訏谟,为神宗辰告,徒欲摧抑其有为之志,宜神宗之厌薄已亟,固必曰:“赞仁宗四十余年养痈之患者,皆此俦也。“言之徒长,祗益其骄而已。
  
  呜呼!宋自神宗而事已难为矣。仁宗之弛已久,仍其弛而固不可,张其弛而又已乖。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渐张之,犹可为也,过此而愈难矣。安石用而宋敝,安石不用而宋亦敝。神宗急进富公与谋,而无以对也。宋之日敝以即于亡也,可于此而决之矣。
  
  四
  
  王安石之未试其虐也,司马君实于其新参大政,而曰“众喜得人“,明道亦与之交好而不绝,迨其后悔前之不悟而已晚矣。知人其难,洵哉其难已!
  
  子曰:“不知言,无以知人也。“夫知言者,岂知其人之言哉?言饰于外,志藏于中;言发于先,行成于后。知其中,乃以验其外;考其成,乃以印其先。
  
  外易辨,而中不可测;后易核,而先不能期。然则知言者,非知其人之所言可知已。商鞅初见孝公而言三王,则固三王之言矣。
  
  王莽进汉公而言周公,则固周公之言矣。而天下或为其所欺者,知鞅、莽之言,而不知三王与周公之言也。
  
  知言者,因古人之言,见古人之心;尚论古人之世,分析古人精意之归;详说群言之异同,而会其统宗;深造微言之委曲,而审其旨趣;然后知言与古合者,不必其不离矣;言与古离者,不必其不合矣。非大明终始以立本而趣时,不足以与于斯矣。
  
  立圣人之言于此以求似,无不可似也。为老氏之言者曰“虚静“。虚静亦圣人之德也。为释氏之言者曰“慈闵“。慈闵亦圣人之仁也。为申、韩、管、商之言者曰“足兵食,正刑赏“。二者亦圣人之用也。
  
  匿其所师之邪慝,而附以君子之治教,奚辨哉?揣时君之所志,希当世之所求,以猎取彝训,而迹亦可以相冒。当其崇异端、尚权术也,则弁髦圣人以恣其云为。
  
  及乎君子在廷,法言群进,则抑捃拾尧、舜、周公之影似,招摇以自诡于正。夫帝王经世之典,与贪功谋利之邪说,相辨者在几微。则苟色庄以出之,而不易其怀来之所挟,言无大异于圣人之言,而君子亦为之动。无惑乎温公、明道之乐进安石而与之言也。
  
  夫知言岂易易哉?言期于理而已耳,理期于天而已耳。故程子之言曰:“圣人本天,异端本心。“虽然,是说也,以折浮屠唯心之论,非极致之言也。天有成象,春其春,秋其秋,人其人,物其物,秩然名定而无所推移,此其所昭示而可言者也。若其密运而曲成,知大始而含至仁,天奚在乎?在乎人之心而已。
  
  故圣人见天于心,而后以其所见之天为神之主。知者,务知其所以言之密藏,而非徒以言也。
  
  如其有一定之是非,而不待求之于心,则恻怛不生于中,言仁者即仁矣;羞恶不警于志,言义者即义矣;饰其言于仁义之圃,而外以毒天下,内以毁廉隅,皆隐伏于于内,而仁义之言,抑可不察。
  
  安石之所能使明道不斥绝而与之交者,此也。当其时,秀慧之士,或相奖以宠荣,或相溺于诗酒。而有人焉,言不及於戏豫,行不急于进取,则奉天则以鉴之,而不见其过;将以为合于圣人之言,而未知圣人之言初不仅在于此。乃揖而进之,谓是殆可与共学者与!实则繇言之隐,与圣人传心之大义微言相背以驰,尤甚於戏(渝)[豫]诡遇之徒。何则?彼可裁之以正,而此不可也。
  
  若温公则愈失之矣,其于道也正,其于德也疏矣。圣人之言,言德也,非言道也,而公所笃信者道。其言道也,尤非言法也,而公所确持者法。
  
  且其忧世也甚,而求治也急,则凡持之有故,引之有征,善谈当世之利病者,皆嘉予之,而以为不谬于圣人之言。于明道肃然敬之矣,于安石竦然慕之矣,乃至于荡闲败度之苏氏,亦翕然推之矣。
  
  侈口安危,则信其爱国;极陈利病,则许以忧民;博征之史,则喜其言之有余;杂引于经,则羡其学之有本。道广而不精,存诚而不知闲邪,于以求知人之明,不为邪慝之所欺,必不可得之数矣。
  
  凡彼之言,皆圣人之所尝言者,不可一概折也。唯于圣人之言,洗心藏密,以察其精义;则天之时,物之变,极乎深而研以其几。然后知尧、舜、周、孔之治教,初无一成之轨则,使人揭之以号于天下。
  
  此之谓知言,而人乃可得而知,固非温公之所能及也。穷理,而后诡于理者远;尽性,而后淫于性者诎,至于命,而后与时偕行之化,不以一曲而蔽道之大全。知言者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“之谓也。
  
  明道早失之,而终得之。温公则一失已彰,而又再失焉;悔之于安石败露之余,而又与苏氏为缘。无他,在知其人之言,而不知古今先哲之言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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